张心侠先生口述济南计生工作历史。　李东平　摄

1964年,张心侠(左)与郝煜之在南郊留影。

受访人:张心侠(89岁,从事计划生育工作30年)　

1930年10月15日,我出生于安徽省涡阳县张集(今属利辛县),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49年5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4个月预科学习结束后,因患腰椎结核住院治疗。1951年病愈出院,先后在山东省第一康复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前身)和第五康复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前身)作了10来年的文化干事。1963年2月调入刚筹建的济南市计划生育办公室(后更名为计生局、计生委和人口计生委),先后任干事、科长、处长、副局级技术顾问。1990年办理了离休手续,后因工作需要又返聘两年,直至1993年初才离开工作岗位。在职共44年,其中从事计划生育工作30年。

1963年　济南市成立计生工作机构

计划生育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提出来的。毛主席说人口要控制做到有计划地增长,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在卫生系统宣传了一段,还在工人俱乐部搞了个计生展览。1958年“大跃进”提出“还是人多好”,“人口多,热情高,力量大”,再加上“反右”时,把马寅初说成是马尔萨斯进行批判,计划生育宣传一段就拉倒了。

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为什么有这个指示呢?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全国人口出现补偿性猛增,以济南市为例,人口出生率由1961年的24.14‰增加到1962年的34.12‰,1963年又猛增到47.63‰。贯彻中央指示,1963年各地开始建立计生工作机构,制定政策,开展工作。1963年1月,济南市成立计划生育工作推行委员会,开始筹建办公室。当年2月,就把我调来了,成为济南市第一个计生工作专职干部。这时的机构设在市卫生局里面,与妇幼卫生科合署办公。半年多后的11月市里调来5名同志,其中有一个是市中区的副区长郝煜之,任计划生育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把办公室从卫生局迁到市人委大院办公。

从这时到“文革”开始的三四年里,主要抓了3项工作。一是宣传教育。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所以宣传教育是第一位的。除了经常性的宣传,1964年新年春节期间,由市委宣部、市文化局、市卫生局和工、青、妇等有关部门参加搞了个计划生育宣传月。1964年还搞了个大型计划生育展览,这年冬天抽调医务人员组成四五十人的计生工作队,到历城县南郊区,进行一个多月的宣传。1965年的春天,工作队又在东郊区搞了一个多月的宣传。我和郝煜之都参加了工作队,和大家一起走村串户开展宣传。二是技术服务。卫生、商业、化工等部门都参与进来,全市建立了多个节育药具销售点,实际上在基层都是免费发放的。在医院开展了节育手术。当时对节育手术要求非常严格,因是在健康人身上实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大夫做手术得经过批准。为提高技术,搞了数次节育技术表演,邀请省立医院、附属医院、市中心医院最好的妇产科和外科大夫作手术表演,组织基层医院大夫参加观摩,以提高技术水平。第三是制定政策。借鉴天津、上海经验,1963年10月我草拟了济南市第一个计划生育政策——《十五条规定》。在晚婚、生育、奖惩等方面都作出具体规定。至1966年底,全市四区一县节育手术一共实施20多万例；已婚育龄妇女节育率由18.2%提高到86.9%；人口出生率降到28.83‰。

1978年,省里提出“城市学济南,县学昌邑”

“文革”开始后,各项工作都停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取消,我们7个人中,我和郝煜之等3个人以进“五七”干校的名义下放到新泰农村去了。1971年,根据中央指示,计划生育工作开始恢复,市里从基层调三四位同志在卫生局做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三四月里,对下放干部市革委提出“调回济南,归口分配,面向基层”的原则,可能因为我是计生战线的老兵,便没让我到基层单位去,又回到市计划生育办公室。1975年计划生育办公室从卫生局独立出来,称“济南市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1979年后才明确为局级单位。

从1973年起,济南市便把人口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制订了《十年人口规划》。从1975年开始,市里每年召开计生先进代表会议,市委书记都亲自参加。当时提倡“晚、稀、少”、“一对夫妇两个孩,两胎间隔四五年”(文革前是准许生三个孩子)。1966年以后人口出生连年回升,1970年济南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回升到21.73‰,经过几年的工作,1973年又降到13.75‰,提前两年实现“四五”人口计划。1976年又降到6.75‰,提前四年实现“五五”人口计划。

这个几年当中,开展几次人口宣传月活动。基层组织计划生育小分队,一个村一个村地搞,在市区一个办事处一个办事处地搞。济南市计划生育工作扎实有效,1978年被省里授予计划生育工作红旗单位。当时省里提出一个口号:计划生育“城市学济南,县学昌邑”。这是改革开放前计划生育工作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1978年中央69号文件提出,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多两个,最好一个”。1979年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公开信》。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列入基本国策。

1983年,20万对夫妇报名生一孩

贯彻中央指示,1979年,济南市召开计划生育先进代表会,会上团市委宣传部长李荣芝(后曾任市人大副主任)联络49对一孩夫妇,在这个会上发出倡议,号召育龄夫妇“为四化只生一个孩子”,当时掀起一个高潮。

1979年1月,章丘、长清两县划归济南,计划生育工作难点在农村,市里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加强对农村计生工作的领导。1979年6月和8月,市里在章丘召开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其中8月份是在绣惠公社召开的现场会,向全市推广“一孩化”工作经验。在全市绣惠公社最早实现“一孩化”。当时的“一孩化”是指只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报名只生一个孩子,报名后发“独生子女父母优待证”。

1980年以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只生一个孩子上来,并修订、完善了生育政策,加强了宣传力度。1983年和1984年连续两年新年春节期间,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邀请西安交通大学朱楚珠教授前来授课。当时我在全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和很多业内专家都很熟悉。人民大学的邬苍萍教授两次被我请到济南来授课。通过多方面的工作,到1983年底,全市报名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已达20多万对,占已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的98%。

1983年以后,计划生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列出考评条件,要求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计划生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评文明单位,如果计划生育没搞好,一票否决。另外,计划生育各部门、各单位层层建立计划生育责任制,签订合同；同时,把计划生育与经济挂钩,独生子女直接奖励,对超生实行罚款。一开始叫超生费,后来改称社会服务费。罚款数额有一个标准,根据上一年平均收入的多少确定罚款数额,各地不统一。济南西郊有个人超生一个孩子,罚他一千五百块,他给孩子起个名叫“千五”。

1985年,济南荣膺　全国计生先进集体

到1985年,全市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降至11.95‰和5.39‰,成为建国以来两项指标最低的一年。1985年前后,济南市先后5次被评为全省计划生育红旗单位。1985年,济南市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有几十人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个人,我的名字列其中的第一个,因为排名从市里排起,然后各局、各区、各县。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按照中央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要求,济南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做好服务工作,使工作经常化、制度化。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济南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稳定在5‰左右。

计划生育工作中,最难的是超生问题。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影响着一部分人。槐荫区一位35岁的小学女教师,6胎生育7个女孩(一对双胞胎)。工作人员去做工作,她说没有男孩,怕断了香火,对不起丈夫。晚上睡觉一趟一大炕,有时家里少了一个孩子都不知道。旧思想的解决是计划生育工作中最难的问题。计划生育工作从群众基础薄弱,到逐步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是几十年工作的结果。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减少人口,但与提高人口素质(优生优育)、调整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密切相关。

男女比例问题也是计划生育关注的问题,在正常情况下,男性出生率略多于女性,(以女性为100)男女比例103:100是正常比率,男性超过107就不正常。全国有个别地区男女比例失衡严重,有的达到120:100、130:100,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定,所以国家一直禁止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

济南市从1963年成立计划生育专职机构,到现在已有55年。前30年我亲身经历,后25年是我看到的。回忆这55年,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工作经历,我感慨万千。国家和省里的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挂牌,相应的市级机构估计也快挂牌了。原来的计划生育部门之所以撤销,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少生3亿多人口,济南市少生约300万人,可以说,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得到国际舆论的承认。计划生育当年被称为“甜蜜的事业”,我把我的几十年的青春献给这“甜蜜的事业”,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计划生育工作现在虽然接近尾声,但是几代人计划生育工作的辛苦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