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去哪儿，这真是个问题(记者调查·关注课外培训(上篇))
每个工作日上午11时、下午4时，打着一个“阳光午托园”的牌子，戴着工作证，54岁的中国西南某市小学退休教师陈阿姨都会准时来到一所小学门口，等待即将放学的学生。和她一样打着各种培训机构牌子的人也同时赶到。为了让学生能尽快找到自己，陈阿姨踮起脚，把牌子举得高高的。放学了，学生们从校门鱼贯而出。他们中的大部分分散到各个牌子下，排成队，前往附近的居民楼里。
在北京一家少儿英语培训机构内，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就这样，放学的学生从学校门口被陈阿姨们带往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室里，做作业、上课，然后再回到学校，或等待下班的父母。很多人似乎忘记了，孩子们也需要休息。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不过，各种午托园、培训班依然火爆。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今年8月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就当前校外培训发展中面临的难点、痛点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那么，课外培训为何能够吸引家长和学生？相关监管难在哪儿？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西南某城市一小区内，放学后的学生走进午托园。
培训机构，任性而低调
【案例一】
陈阿姨的工作时间，是学生中午和下午放学后的3小时，主要负责学生的课业辅导、二年级数学课。每月工资为2200元；如果这个月有学生流失，陈阿姨就要被扣200元。她的领导是一个“90后”。领导要求，在“不出事”的前提下，让家长感到孩子有进步。陈阿姨说：“教什么我自己定。常用的方法是让学生多做作业，这样最安全；有时间再教点新知识，家长们就更满意了。”那么，学生们怎么休息？“不能休息，一放松学生们就打闹了。”
陈阿姨工作的午托园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由于离小学近，5层高的居民楼，一二层基本为午托、学前班接送、补课等培训机构占据。她所在的午托园有80平方米，4个房间里摆满了课桌，目前有100多个孩子，每人每月交费400元。午托园门口的广告牌上写着：“由工作30多年退休教师和大专院校老师亲自管理。”陈阿姨称，其实除了她，同事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并没有教师资格证或相关学科的培训经历。
【案例二】
每到周六上午，石先生都会带着上5年级的女儿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上课。这家机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学旁的一座大楼里，开设的课程名为“剑桥少儿英语学习系统”，分一、二、三级。石先生的女儿正在学习一级课程。记者旁听的一节课上，课程主要时间被用于孩子们的英语口语对话，讨论“国庆假期过得如何”“什么是讨厌的事”等话题，然后听写单词、教授简单的从句。
据该机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使用的是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设计的教材，学生可以考级。授课教师都有留学经历。学费根据上课时间长短和教师而定，每学期8000元到一万多元不等。
这家机构隔壁是另一家大型连锁培训机构。接待室墙上挂着老师的照片和简历，名校毕业、中高级职称、多年教师从业经历是用得最多的词。一旁贴着“不得拍照”“不得录像”“不得录音”等警示标志。记者以家长身份进行咨询，工作人员首先问“孩子带来没有”，记者表示“没有”，工作人员随即表示，“先让孩子试听一节课”，对费用、教师等问题并不多谈。不过，这家机构的宣传册清楚地标明了从小学到初中语数外等科目的上课时间、任课教师、学费。收费最高的E概念英语分6阶，每阶4500元/15次，每次课时3小时。
在该楼其他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对陌生家长的询问表现得更为谨慎和低调。在一家机构，当发现记者在向其他家长打听教学质量好坏时，一名工作人员立即以记者不是学生家长为由，要求记者离开。
这是中国西部和东部地区很寻常的两个个案。而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一个共同的现象是，随着课外培训机构逐渐增多，中小学生正在成为课外培训的主要对象。
相关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北京市教育科学院201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六成左右的中小学生参加教育补习，处在升学阶段的学生参加语文、数学、英语补习的占多数。据陈阿姨估计，她所在城市里至少80%的小学生报了午托园，有的周末还要上辅导班。
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越来越多，让培训机构、托管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和新的创业门路。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
“从当前情况看，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组成了中国学生完整的受教育过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薛二勇对记者表示，当前校外培训已囊括基础教育的大部分环节，甚至延伸到学前教育。培训内容也变得多样化，一半左右比例为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学科，另一半为舞蹈、体育等兴趣、特长培训。此外，越贫穷的地区，学科性培训比例越高；越发达的地区，满足特长、个性的培训越普遍。
家长老师，在矛盾中选择
【现实】
石先生给女儿报了英语和数学两个辅导班，一学期需花费2万元。石先生表示，这笔支出并不小，但作为家长，他更关注孩子未来的中考、高考等升学问题，需要现在就打好基础。
对于培训机构的选择，石先生更看重实际的教学效果。此外，他还希望孩子能通过上辅导班，培养自我管理能力，安排好自己时间。为此，当学校组织兴趣班时，他也积极鼓励孩子报名。所以，平时放学后，他的女儿还会上书法课、创意笔绘画、小主持人培训等兴趣班。
对于补课是否会增加孩子的负担，石先生表示，孩子课业负担不算重，目前孩子没有抵触情绪；“当然我会尊重孩子意见，她只有感兴趣，才会静下心来学习。”
石先生的想法，代表了中国多数家长的心声。现在的家长，特别是当“80后”成为家长后，在注重孩子的个人能力(特别是在城市)的同时，也对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提升分数持赞同态度。由于很多父母自身就有上课外培训课程的经历，他们对这两种培养方式都不排斥。不过，当对这两种培养方式理解得不清楚、不全面时，很多父母便会通过增加报班数量的方式，来调和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关系。
对于学校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老师来说，他们对课外培训的理解同样充满矛盾。例如，有的教师认为，一些培训机构一个假期就把一整个学期的教材都讲完了。这种在短时间内蜻蜓点水式地把知识灌输给学生的做法很有问题，让一些学生不仅没真正弄懂吃透，还导致他们在课堂上不专注听讲，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但也有老师对此并不认同。“现在家长都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给孩子报辅导班很正常，学生还能多学一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朝阳未来学校)高二年级英语教师李小若对记者表示，学生报辅导班是否有意义，关键在于目标是否明确。有的孩子报辅导班是为了补充某些知识，或提升自身能力，孩子虽然累，但也很有收获；而有的孩子虽然报了很多辅导班，但上课时都在偷懒。
李小若认为，当前一些家长和学生的心态也存在倒置问题。“学校教育应该是学生学习的核心部分，但有的家长和学生心态出现变化，认为不用在学校下功夫，可以到辅导班再补。其实，如果充分利用好在学校的时间、老师、教材等资源，就没有必要上课外辅导班。”
解决问题，从深化供给侧改革开始
【进展】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教育部要求各地集中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截至8月20日，全国已摸排培训机构38.2万家，其中发现问题25.9万家，已经整改4.5万家。
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构建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总体制度框架。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务求今年年底全面完成整改。
随着校外培训机构迅速扩张，相关问题和风险加剧也是事实。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中，证照齐全的比例不足20%。很多机构存在着教学质量没有保障、定价随意而混乱，聘用教师无资质、教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为整治校外培训野蛮生长现状，各地都在积极行动，边摸排边整治，“奇招”不少：微信举报、鼓励民众监督、建立管理平台、黑白名单制度……
不过，在拥有大量资本注入、更有数以万计“起跑线恐慌”的家长支持的情况下，如何让整改后的校外培训机构坚守红线？
从治标看，能否实现应管尽管很重要。目前，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由教育、民政、工商部门多头发放，谁是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主体并不清晰，容易导致监管缺位。因此，需要在做好部门协同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社会力量参与治理。
老师、家长在引导孩子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李小若建议，当前给学生减负的核心是教会学生思考自己人生和未来的方向。这需要老师、家长更多地与孩子沟通，让孩子知道怎么学，“这比上多少课外辅导班、加大作业量、不停地考试都更有效果”。
从根本上说，由于当前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无限大，教育供给又没做好，才造成供需矛盾突出。
薛二勇认为，教育供给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现实原因，父母需要工作，学校课堂时间严格控制，学生们放学后只能到校外培训机构。其次，当前教育系统内部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满足孩子多样化教育需求的供给。第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成绩存在压力和焦虑，这种焦虑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评价陈疾。此外，一些培训机构本身在开展针对性教学、提高孩子成绩方面有创新、有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家长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的需求。
“校外培训壮大是当前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的一个影子。”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记者表示，当教育体系能把正常的教育功能包纳其中，就没有必要产生很多培训机构。这个体系问题越多，校外培训机构的体量就越大。
他认为，现在教育体系在管理和评价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考试分数功能被异化，学校发展不均衡，分数成为进入好学校的主要标准。这些都导致大部分学生为了提升分数而选择报课外班。
“完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要从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开始。”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对记者表示，一个和谐的、严格的教育体系应该是以学校教育为主、校外教育为辅的相辅相成关系。这需要二者共同努力，完善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评价体系，同时引领好教育文化和社会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