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十四走》 杨先让　杨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甘肃庆阳吞口

甘肃庆阳明清时期木偶头

陕西旬邑库淑兰剪纸局部

山东泥叫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中央美院教授杨先让把自己在台湾出的《黄河十四走》送给老朋友书画大师黄永玉时,黄永玉被震惊了:“《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近日,《黄河十四走》增补大量文字及图片内容,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向世人揭开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的神秘面纱。在作者杨先让看来,正是这些典籍不载、正史不论的民间艺术,“在很大范围内支撑着一个民族的元气和凝聚力”。

>>　“走”出来的一套书

1986年,杨先让以“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的名义成功申请到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的赞助,组织了一个七八人的小队伍,踏上了黄河考察的征途,去追溯民间艺术的根源。

为了节省活动经费,一行人风餐露宿,个个如出土文物一般。杨先让晒得面庞黧黑,还整天穿件破夹克东奔西跑,被学院的木工师傅误解,关切地问他“生活有什么困难”。这一时期,正赶上画家的作品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大家都在忙着作画,杨先让却钻到乡间不出来。好友黄永玉替他着急:“整天跑在别人地里忙,自己的地都荒了。”

杨先让却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直到我下定决心,率队走访黄河流域各地,才像捅破窗户纸,看清楚民间美术的来龙去脉,也摸着了民间美术的根”。

在陕北黄土高原,他们遭遇一场传统的“结发婚礼”,新人被送入洞房后真的是要将头发结在一起的；在陕西宝鸡,他们发现一种绣工精巧的“人鱼绣片”,是生殖崇拜的一种象征；在宁夏固原县一处正在施工的土堆上,他们竟能一脚踢出一面完整无缺的秦汉兽面瓦……

炕围画、木版年画、皮影、剪纸、面花、花被面、花包袱、鞋垫、荷包、肚兜、布老虎、纸牌、瓦当……杨先让收集到了各式各样的民间艺术品,其中有不少珍品,如用作民间性教育的箱底画,“文革”后谁家也不敢藏这类被视作“淫画”的禁品,他却在山西新绛和河北武强搜集到了。

在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画师傅杨乐书拿出了自家祖传的版子,据说在“文革”期间,是用塑料布包了几层,藏在厕所粪坑里才保住的。杨先让感慨万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很多是表现宗教内容的,为什么我们面对祖先的创造就“当局者迷”了呢?在看待木版画中的门神、灶神、财神、神马、年画、纸牌时,为什么不能淡化其迷信色彩,而去发现民族特殊的创造性和永恒的艺术价值呢?

很多民间艺术活动是结合节令民俗的,像面花艺术,陕北是清明节、旧历七月十五及定亲男方送女方礼品时才做,陕南是在小孩过满月、“百岁”以及婚丧时才做,山东、河北、山西做面花活动也大致如此；而剪纸,则是春节前和办喜事时才剪。那个年代因通讯不便、信息闭塞,杨先让他们只能尽量探听民间艺术活动的消息,得到线索,就顺藤摸瓜,深入访问。有时跑了不少路,找到地方后却发现,或时过境迁,或民间艺人去世,作品也当祭品被烧掉了,只好空手而归。

自1986年至1989年,杨先让一行人足迹遍及黄河沿岸的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个省区,十余趟走下来,积累了几十万字笔记、数千张照片、上百种民艺收集,以及终生难忘的亲身体验。

黄永玉曾不信杨先让在民间美术领域能有成果,“多少有激情有修养的前辈们都前仆后继地奋斗过,结果都没有闹个好,你能闹个什么大苹果、大鸭梨来呢?”直到一套台湾“汉声”出版的《黄河十四走》把黄永玉“震傻了”:“杨先让呀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雄心!那么坚忍的毅力!那么精密的印刷!那么丰硕的成绩!所谓成绩是什么?是对千秋万载后人有深远益处影响的东西。”

>>　高手在民间

处在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土地上,被浓郁的民俗文化浸泡了一生,再加上苦难生活的磨炼,才造就了民间艺人的艺术能量,这是专业画家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当初成立“民间美术系”时,院长不解:“美术学院里怎么能培养民间艺人呢?”杨先让答道:“民间艺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培养得了吗?”

黄河十四走,杨先让结识了许多民间艺人,其中很多堪称艺术大师,艺术水平之高令他感到震惊,但后继无人、“发现一个毁一个”的现实处境又令他感到担忧。

1987年,他们到陕西华县考察民艺,接待的当地朋友说晚上演皮影。杨先让并未在意。“锣鼓丝弦响了,开唱了,我开始惊呆了。”凄婉的“碗碗腔”牢牢地牵动着杨先让的神经,“真正的那个美,真正的声情并茂,那断断续续的腔调,真是绕梁三日”。后来知道表演者是皮影艺术老艺人潘京乐。回到北京,潘京乐的皮影班子带给杨先让的震撼久久难忘,第二年,他自筹经费请皮影班子到中央美院给师生表演。然而几天的演出是冷落的,观众没到几个人,只去了民间艺术系的师生和七八位外国留学生,还有台湾陈鼓应教授、作家苏炜、梁从诫和他小女儿等人。杨先让感到寒心,没想到人们对这么好的民间艺术不感兴趣、不买账、不欣赏。到了晚年,潘京乐也为找不到再传弟子而忧心。

山西新绛县剪纸能手苏兰花老人,不仅能剪婚丧嫁娶、民俗节令所需的传统剪纸花样,更能取材戏曲故事和现实生活进行剪纸创作,传统又现代的艺术风格令人叫绝。杨先让多次拜访过她,她从容大方、真诚亲切,“喜欢就拿去吧”“想照相就照吧”。随后不久,杨先让在中央美院的办公室接待了一位自称苏兰花女婿的男人,那人拿出了一沓沓剪纸出售。杨先让感到别扭:苏兰花会感到自己的剪纸向商品过渡的愉悦吗?

陕西旬邑县“剪花娘子”库淑兰被杨先让称为有“艺术灵性”的艺术大师。1988年,他第一次迈进库淑兰家的破窑洞,顿觉眼前一亮,满窑的彩色剪纸如同一座艺术殿堂。杨先让不遗余力地向台湾“汉声”推荐,向香港来访者宣扬,还将库淑兰的代表作《剪花娘子》布置在学院民间陈列室的重要位置。后来他得知库淑兰“火”了,报刊影视争相报道,还到香港、台湾办专展。库淑兰忙不过来,县里就组织人员复制,于是真真假假的库淑兰剪纸出现了。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生存在农村,越偏僻的地方越精纯。在杨先让看来,发现了一位民间艺人,赞扬宣传,进城出国,强加包装,值钱了,是件好事,但有的也会慢慢变质,为了经济利益,“作品走向大路货了,自己也认不清是南是北了”。

很多专家强调“抢救”民间艺术,杨先让却不赞同。民间艺术是依托于人存在的,没有传承人,生存环境也变了,“人死艺亡”,抢救是没有用的,只能在它每时每日的流失之中抓紧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它的命运似乎只有进入博物馆,成为文化遗产一途,然而,这份遗产毕竟可以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能源和酵母”。

>>　我是“岛里人”

多年来,杨先让一直用着一方“岛里人”的图章,这个岛就是他的家乡——山东牟平养马岛。

1948年,杨先让高中还未毕业就被同乡同学拉着去考国立北平艺专,竟然被录取了,课余他常站在宿舍小院的槐树下看徐悲鸿院长照着一匹老马画速写。1952年毕业时,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工作者,他被分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当时版画家古元、力群、邹雅等都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看着看着他也学会了刻版画,拿起木刻刀进行创作,并于1958年回到母校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几十年,成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版画的代表人物之一,创作出《怀念周总理》《弘一法师》《梁漱溟》《延安组画》等一大批版画佳作。

上世纪80年代初,杨先让的版画事业如日中天,却被学院领导拉去主持年画、连环画系。1983年,他去美国探亲,顺便参观访问了诸多美术馆、博物馆,发现西方很重视民间美术,他开始思考中国艺术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有比美国丰富得多的民间美术资源,“中国的版画、年画、连环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民间,为什么不可以广泛地在民间艺术土壤中去汲取,去陶冶,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更有民族气魄的艺术呢?”1986年,他在中央美院创办了中国院校的第一个“民间美术系”。

山东人的直爽性格让杨先让“敢爱能恨”,愿意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付出全部,几年间他不停奔波,为新成立的系争教室、争经费、争招生名额,因为嗓门大,还落下了“杨先嚷”的外号。他每天兴致勃勃地忙来忙去,以致没有时间搞创作,却浑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损失,因为他把自己的转向看做顺理成章的事,“开始是逼上梁山,最后竟无怨无悔”“我认为自己的全部文化艺术知识、东西方美术实践、木刻版画的教学与创作等,都是为理解中国传统民间美术做准备”。

陈丹青是中央美院“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两年后他的妻子黄素宁也考入杨先让负责的年画、连环画系研究生班,专攻民间年画,因此他对热衷民间艺术的杨先让有着更深的理解:“时当‘文革’后百业待兴、万事待举之际,先让老师独独属意于民间艺术,以我事后的解读,既是对‘五四’一代周作人、叶圣陶、丰子恺等前辈追寻民间文化的遥远回应,也似乎是对日后巨变的提前醒觉,退回到80年代初,广大‘民间’无法预见、‘民间美术系’更无法预见:一场历史上超规模的乡村改造与城镇化,犹如洪水,将会以‘现代化’名义一举卷走数千年民间艺术的漫长记忆。”

1992年,杨先让退休,困难重重建立起来的“民间美术系”随后也撤销了。他选择了走出国门,在国外讲课、办展览,向世界宣传中国民间艺术,“中国民间艺术放在整个世界范畴去看也是最丰厚、最变化万千的,那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宝藏,将会为中国和世界艺术家提供无限的灵感,给予他们极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