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德国是一个有点“悲催”的存在，由于二战时期曾经对犹太人进行过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不仅每一届国家领导人都要为此事道歉，在处理非法移民、乃至本国各族群间矛盾时，都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

在国境变动频繁的欧洲，德国在二战后一直背负“原罪”，主要是由于骇人听闻的对犹太人屠杀政策。

可是你知道吗？德国的这项宿命其实本来应该发生在它的邻居法国身上。而法国幸运的躲过这一劫，要感谢一场冤案的平反，更应感谢一位爱管闲事的“公共知识分子"——文豪左拉。

被称为“法国良心”的埃米尔·左拉是世界上最早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人之一。

1906年7月10日，法兰西最高法院宣布重审“德雷福斯案”结果，法官宣布被控叛国罪、间谍罪等多项罪名的犹太裔法军前军官德雷福斯无罪。在法槌落下的那一刻，原本肃静的法庭中响起了德雷福斯支持者们震天的欢呼声。第二天法国左翼的报纸如此评价这场判决“法兰西被从一个危险的悬崖边拉了回来”。这句评语真是很有先见之明。

德雷福斯案，改变法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世纪大案

由于二战中纳粹的暴行，今天很多人误认为德国是欧洲最排犹的国度。但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排斥犹太人作为一种欧洲普遍的风潮，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法国为最的。历史上，法国国王为了赖掉欠犹太商人债务等问题，曾经先后十一次对境内犹太人下驱逐令。而在此时，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反而是排犹传统不那么浓烈的德国。随着越来越多犹太人在德国聚居，德语成了欧洲犹太人最主要使用的语言。而在很多普通法国老百姓短浅见识中，犹太人就是德国人安插在他们身边的“间谍”。

这种偏见，在19世纪普法战争后登峰造极，当时的法国和一战后战败的德国还真有那么点神似——都是在一场大战中败给了老冤家，被逼着屈辱的割地赔款，窝了一肚子火无处发泄。于是原本就有“间谍”嫌疑的犹太人，就成了法国民族主义者们的出气筒。偏巧这时，“德雷福斯案”爆发了。

1894年，法国安插在德国驻法大使馆的情报人员在废纸篓中发现一份透露法军边境布防等重要信息的文件。这份文件令法国高层极度阵恐，因为当时德法关系本已极度紧张，如果法军内部再出了内鬼，法国下次跟德国对战岂不要亡国灭种？于是法国总参谋部严令反间谍处查办此事。在上司的重压下，对案件毫无头绪的该案负责人亨利少校凭着个人的主观偏见，武断的认为此事一定是法军犹太军官所为。然后再通过字迹比对，最终锁定了倒霉蛋德雷福斯。于是在“从重从快”思路下，德雷福斯被迅速逮捕，严刑逼供下被屈打成招。最终被判无期徒刑押往恐怖的“魔鬼岛”监狱。

事情到此为止，还只是个别军官玩忽职守酿造的个人冤案。但在法国右翼民族主义者的煽风点火下，此事迅速被宣传为“犹太人颠覆法国”的有力证据。一些右翼媒体甚至叫嚣“所有法国境内的犹太人要么滚蛋要么死！”眼看着一场纳粹式的排犹运动就要提前几十年在法国爆发了。

当时的法国报纸，将犹太人比作德国人的走狗。

所幸，与纳粹德国是高度专制体制不同，当时的法国还有着相当的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1896年，法国陆军部情报局新任局长皮卡尔发现该案的嫌疑犯另有其人，在上报上司无果反遭打压后，皮卡尔毅然将该消息捅给了新闻界。1897年11月，巴黎《晨报》整版刊登了这些新证据，给德雷福斯平反的呼声顿时响彻了法国所有左翼媒体。就这样，以德雷福斯同情者和自由主义左翼为一方，以法国军界以及民族主义右翼为另一方，一场举国论战随之展开。著名作家左拉等一批进步人士，因在报纸上发文要求为德雷福斯喊冤而遭到逮捕和拘禁。不少法国家庭甚至都因为家庭成员对该案观点不同而陷入争吵、最终破裂。

为了拯救一位素不相识的犹太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宁愿以“诽谤军队”等罪名蒙冤入狱。

最终，在德雷福斯案的风潮导致法国政府数轮更替后，该案终于在1906年得以平凡昭雪。“德雷福斯案”的平反，让排犹主义在法国遭到了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给素不相识的德雷福斯鸣冤，作家左拉曾写下名为《我控诉》著名评论，在该文中左拉写道：“真理在前进，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法国人，你们应警醒！当人们把真理埋在地下，它就会在地下积聚起来，酿成爆炸性的巨大力量；而且一旦爆发，就会使一切归于毁灭！”今天回头再看，我们不得不佩服左拉的先见之明，正是他的警告让他的祖国躲过了这场最终发生在德国的“爆炸”。

二战中惨遭轰炸的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纳粹的排犹政策，给二战中盟军实行无差别轰炸提供了道德借口，据统计，总计有200万德国平民死于战火，100多万德国妇女遭到苏军强奸——但由于德国排犹的“原罪”，盟军和苏军的这些行径成了德国在战后打不赢的官司。

偏见、仇恨与狂热，这也许是任何一个国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都难以避免的热病。但只要这个国家的机体还健康，有独立的司法、有自由的媒体、有左拉一般饱含正义感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国家就有纠错的能力，不至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昱）